编者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生长于中国社会土壤，形成于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是植根中华历史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丰富起来的，不仅保障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也为多元文明共生并进的人类社会发展增添更多色调、更多范式、更多选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13个方面系统总结和深刻阐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紧紧围绕“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提出了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为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网信办与求是杂志社共同组织“中国稳健前行”网上理论传播专栏，邀请思想理论界专家学者撰写系列理论文章，今天在求是网推出第7篇，敬请关注。
内容摘要：新时代中国制度建设的实践发展呼唤构建中国特色的制度理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它在总结实践经验和吸收以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中国制度的话语体系，以及中国制度的理论体系框架。《决定》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成熟，体现制度上的自觉与自信，蕴含了独特的中国智慧，构建了崭新的制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推动了中国制度理论的创新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一个全面总结中国实践、概括中国经验、阐释中国制度的十分重要的文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决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全面科学的阐释，并体现了多方面的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基础
《决定》首次全面总结和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首次全面总结和概括了中国制度的实践基础。中国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产生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制度从无到有、从不健全到逐渐完善，经历了长期的艰难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进入新时代，我们党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以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伟大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丰富内涵和内在结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决定》的一大亮点就是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丰富内涵和内在结构。它把国家制度区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并把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内容分为十三个方面加以阐释。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包括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十三个方面。这十三个方面之间不是简单并列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根本性的、贯穿性的制度，它是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根本，它贯穿于其他十二个方面的内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现在整个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建设或推进之中。《决定》还强调了“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些新概念、新概括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规律的深刻揭示。这些理论对于我们进行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独特的中国智慧和崭新的制度理论体系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制度理论、人民主体理论和社会历史的辩证法理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并指导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决定》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成熟，体现制度上的自觉与自信，蕴含了独特的中国智慧，构建了崭新的制度理论体系。中国制度中蕴含的中国智慧，既体现在把中国特色的理论思维运用于制度实践的探索中，又表现在制度理论的构建上。
例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创新性提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及其具体内容，强调党的领导在整个制度建设中的根本地位和作用，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又如，坚持把人民主体思想贯穿于整个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之中，贯穿于坚持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以及社会治理体系之中，强调制度的人民性，阐明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原则和价值取向;再如，坚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最大实际，吸收和借鉴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制度经验，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与表述上，体现了以公有制、按劳分配制度为主体的主体性，以及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多样性、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些制度主张反映了中国制度建设的整体性、复杂性、规律性、价值性，既体现了中国社会制度建设的特殊性，也吸收了人类制度发展的有益经验和积极成果。
新时代中国制度建设的实践发展呼唤构建中国特色的制度理论。《决定》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它在总结实践经验和吸收以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中国制度的话语体系，以及中国制度的理论体系框架。这些话语体系包括一系列重要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概念，如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国家制度和社会治理体系，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等。新时代中国制度理论体系框架在《决定》中得到完整体现。这一理论体系框架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实践基础、社会功能、目标任务、建设路径;中国制度的内在结构、发展规律、制度精神、价值原则;中国制度的各种具体制度及其具体内容;中国制度的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以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等等。
总之，《决定》从多个角度阐释了中国制度，并在多方面体现了理论创新，为中国制度的建设经验做了全面深刻的总结概括，对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作者：郝立新，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
